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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咖云集苏大:对话“国家监察”理论与实务

发布者:范茜发布时间:2021-06-15浏览次数:551

  611日晚,“学术大咖云集苏大:对话‘国家监察’理论与实务”主题讲座在我院东吴大讲堂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山东省法学会监察法学研究会长周长军,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导魏昌东,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封利强和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导尹吉主讲,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何邦武,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张亚军和江西财大监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院卢希起与谈。苏州大学亚洲必赢国际437app教授、博导,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李晓明主持本场讲座。讲座主要围绕监察法的理论和实务展开,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环节由四位主讲人分别就“国家监察”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报告。

  首先是周长军教授的报告,他主要从刑事讼诉角度谈监察体制改革前后职务犯罪查处的三点体会,进而用这三个范畴来表达自己的总体思路,高屋建瓴地总结了监察法最关键地部分。第一点是监察体制改革前后犯罪的数量和质量对比问题,改革前检察机关尤其是反贪局在打击职务犯罪、反腐败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相关案件数量较多但是集中于“拍苍蝇”,而 “打虎”方面屈指可数,换言之,大案、要案不多。改革后全国查处职务犯罪情况发生了变化,省、部级以上干部落马不在少数,反腐在“打虎”方面成绩突出,而相关案件数量在下降,探究其原因,就进入到周长军教授报告的第二点——监察体制改革推行前后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办案理念和方法的重大不同。过去检察机关有罪必诉、司法机关有罪必判,通过定罪处刑产生威慑作用。而现在监察机关讲究“四种形态”、防微杜渐,其中只有第四种形态是移交司法机关判处刑罚,很多小案被前三种形态消化,案件数量下降、质量增高,这是“强调挽救、预防、防范”的办案理念层面。在办案方法层面,检察机关侦察案件的手段主要是讯问、调查等传统手段,现在监察机关还大量运用谈话等手段。第三点,监察体制改革推行前后的政治和法治范畴。过去检察机关办案和公安一样,侦察然后按照宪法、刑法、诉讼法等的规定依法查处。但现在监察委强调政治性,体现很多方面。监察委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机关,监察法等监委办案的法律文件中还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管干部等。当然,监委办案也要坚持法治,遵从“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活动都应该严格坚持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接着是魏昌东教授,魏教授风度儒雅,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第一方面是关注监察体制改革的原因,魏教授提出在中国将会诞生新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职业团体,即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承担中国最新产生的公权力运行职能。所以,有必要去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的国家监察权,也是中国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诞生的最新权力,在权力本质理论上称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第四权”。监察体制改革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监察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力,并将其它分支权力汇合成独立的腐败治理的权力,就是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获得最稳健、安全的发展。第二方面是中国腐败治理的方向问题,魏教授指出在中国腐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的怪诞现象,即人们一边极端痛恨腐败,一边又是腐败的积极参与者。中国特色腐败治理面临腐败“民俗化”的问题,腐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使人没法将之排斥。因为人所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源的有效调配,而在调配过程中就产生了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就直接导致腐败的发生,于是人们在痛恨、排斥腐败过程中就成为腐败的参与者。腐败对任何国家、民族、时代、年代都不超然,但通过腐败治理的不断推进,可以遏制腐败民俗化。中国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必须要保障中国的国家权力是人民值得信赖的安全权力,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之下就必须要高度关注腐败治理问题。魏教授回忆自己在联合国反腐公约圆桌会议交流上,就提出了腐败生死观,腐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死线,令西方学者更深刻认识到中国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治理的原因。第三方面是推进中国腐败治理的方法,魏教授投入巨大的国家、社会资源去惩治已经发生的腐败最终是无意义的,监察体制改革后应当有效建构“不能腐”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发生的条件和机会。关于这个问题,魏教授率先提出要重视“公权合规计划”,通过国家监察委去责成、要求一切公权力机关将国家的、公共的、法治的、系统中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以及法律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全面具体化。进行不同的权力类型具体化,进而设定出特定权力分支当中的“不能腐”的具体机制,监察委员会仅仅用来去具体评估这些制度是否科学并且检测它的实质运行情况,于是中国的腐败治理制度必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决定性胜利必将在近期实现。

李晓明教授补充了自己关于腐败问题的个人体会。他认为腐败的发生主要存在三大机制,第一是原动力,即人的欲望。第二是内动力,即先天个人特质。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外动力,反腐败的制度能否控制、制约外来的机会和刺激是决定其成败的原因。 当然,制度反腐不是最终目标,最终是建构“不想腐”制度来控制住腐败。

随后是封利强教授来交流自己的观点,他主要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应对、立法体系、实践难题三个部分展开。首先,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党内有党纪处理,手段为“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和纪委、纪检谈话,若有问题则变相羁押。然后移交法院,由检察院反贪局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后又在国务院设立预防腐败局,多头分别管腐败,这就造成九龙治水的局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和党内纪检合署办公,统一负责反腐败工作。其次是立法体系,监察法因其设计新机构、新权力,故在宪法修正案之后出台。监察法是基本法,是涉及国家、社会、个人的基础规定。同时,与监察法相关的配套立法要跟上,如监察官法、政务处分法等。监察法出台之后监察机关的监察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界限要明确。最后是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一个是监察和司法的衔接机制,监察和司法涉及到职务犯罪的处理时必须要对接,监察机关调查后,提起公诉的权力专属于检察机关,由法院进行审判。案件移送法院涉及程序、证据方面更多的问题。另一个是监察委有权对公职人员进行留置,创设了一种新的强制措施,但是监察法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还有是对外部监督问题,现在主要强调内部监督,但光靠自我约束是不够的,任何权力都有膨胀的倾向。仅靠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是不够的,外部监督最有效的是人大监督,相关规定仍待明确。

紧接着是尹吉教授的发言,尹教授是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其观点蕴含丰富的实务经验。他主要是对学界对于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的相关表述作进一步澄清。首先,监察委是政治机关,检察院、法院也是政治机关,因为中央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这是全国政法委、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会议所强调的精神。其次,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没有区别,既监督人又监督事。再次,我国监督范围最广泛的是检察机关,地方任何国家机关包括人大都受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的第一位检察权就是要监督国家机关。再次,研究监察机关纪律检察委员会本身地位是无意义的,关键是其“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现在纪委书记进入常委,反腐败的话语权在纪委。最后,尹教授向大家介绍了监察体制改革的原因,即要整合资源推进反腐败治理。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基点,所有其它改革都由它来实现。

接下来进入讲座的第二部分——与谈环节。何邦武教授认为当前监察法的研究方法存在困境,目前仅仅运用实证方法是纸上谈兵。 法律和政治有一定区分,目前的监察法地位、立法中的规范表述不明确,又使规范研究面临很多问题。何教授还谈到如何实现立法的技术理性问题,学习、研究监察法的目的是使一个规范有可操作性,逻辑上能清晰,通俗地说就是从事实领域到规范领域。最后,何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数据时代,大数据、算法对人的干预是非常广泛的,而监察、调查中涉及大数据侦察时权力如何控制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张亚军教授主要对腐败问题究竟是理念问题还是制度问题进行探讨。中国腐败不能根除 的关键原因是中国崇尚权力的文化传统,这是思想层面。还有制度上的问题,中国刑法中贪污受贿罪按数额而定,而国外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定罪,仅因有责性出罪。张教授坚信制度促进发展,理念使制度不断完善,这是中国反腐败治理进步的方向。

卢希起教授认为学习监察法是职业的基石,也是职业长青的保障。关于公权合规计划,卢教授也提出文化传统也可以用来抑制腐败,发挥文化因素对于官员廉政意识的促进作用。

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与与谈嘉宾观点鲜明、内容详实、逻辑清晰,我院师生也与嘉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互动。

(供稿人:李皓辰)